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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預防邪教對易感人群侵蝕的幾點心理學思考

發布日期:2019年11月11日   文章來源:中國反邪教網   作者:羅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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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反邪教工作的實質就是反侵蝕、反精神控制。邪教傳播者利用邪教易感人群的認知片面、情感依賴、意志薄弱、認知失調等心理特點,通過思想灌輸、情感奴役、意志控制等手段對他們進行心靈侵蝕和精神控制。本文提出防范邪教對易感人群的侵蝕,就是要在易感人群形成與邪教思想適配的心理結構之前進行強有力的干預,用社會主義的主流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影響他們,防范邪教組織對易感人群的思想灌輸,維持邪教易感人群既有的心理平衡,使得易感人群始終保持適應當代社會要求的心理結構。

  【關鍵詞】心理學;邪教;易感人群;心理結構

  引言

  在醫學上易感人群是指對某種傳染缺乏免疫力,易受該病感染的人群和對傳染病病原體缺乏特異性免疫力易受感染的人群。邪教易感人群是指對邪教傳播和宣傳缺乏鑒別能力,易受邪教思想感染的人群。對邪教“傳染”的免疫能力是后天形成的,一個人一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形成了正確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和穩定的心理結構,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邪教傳播的免疫能力。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邪教對易感人群的心理侵蝕就是邪教傳播人員人為制造易感人群的認知失調,打破他們的心理平衡,形成易感人群的認知混亂、人格變異和行為偏執。邪教易感人群被打破的心理平衡需要進行心理結構重組,這時候邪教組織通過恐嚇、詐騙、虛假承諾、情感關懷等等卑劣手段進行鼓噪宣傳,企圖讓邪教易感人者建立與邪教的歪理邪說相匹配的新的心理結構。新的認知心理結構一旦逐漸形成穩定,一些人就會成為邪教組織的忠實信徒。

  防范邪教對易感人群的侵蝕就是要防患于未然,為此我們需要研究邪教易感人群的心理特征,對邪教易感人群進行甄別。走在邪教傳播者的前面,用社會主義的主流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影響他們,防范邪教組織對易感人群的思想灌輸,維持邪教易感人群既有的心理平衡,使得易感人群始終保持適應當代社會要求的心理結構。針對已經受到邪教傳播者部分侵蝕的易感人群,需要在他們形成與邪教思想適配的心理結構之前進行強有力的干預,防止形成與邪教思想適配的穩定的心理結構。本文試圖從分析邪教易感人群的心理特征入手,從心理學的視角探討邪教對易感人群的侵蝕的手段,并嘗試提出如何用心理學作為有效工具防范邪教對易感人群的侵蝕。

  一、邪教易感人群的心理特征

  (一)缺乏科學素養導致邪教易感人群認知片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要求每個人必須不斷學習、不斷進步才能夠與時俱進,緊跟時代的步伐。大多數邪教易感人群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收入少,家庭負擔繁重,多數人沒有時間(或機會)用于再學習。他們除了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都較低之外,更加缺少科學素養。邪教易感人群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的理解一般處在最膚淺的水平,對社會生活中的政治現象、經濟現象、文化現象的解釋往往表現得很片面,更談不上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對社會宣傳經常處于被動接受的局面。久而久之,他們也就失去了解釋社會現象的主動權,更容易接受外來說服和教育的影響。這些人科學精神的空缺很容易被迷信填充,給邪教宣傳人員留下了可乘之機。

  (二)面臨生活困境導致邪教易感人群情感依賴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毋庸諱言,改革開放后,人們眼界的日益開闊,社會思想的越來越多元化,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生活在效率不斷提高的同時,社會財富的分配出現了不平衡,居民之間貧富差距加大。處于社會下層的民眾感受到很大的生活壓力,有的群眾還處在貧困狀態,面臨著生活上的困境和情感上的困惑。一個人在人生遇到重大挫折或者生活面臨特殊困境時情感上是最脆弱的,這時候他(她)會產生嚴重的情感依賴,想拼命抓住救命稻草。一些邪教宣傳人員在這時候乘虛而入往往能取得他們意料中的宣傳效果。

  (三)患有慢性疾病導致邪教易感人群的意志薄弱

  《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給我們指出如下一串觸目驚心的數字:近年來,我國以抑郁障礙為主的心境障礙和焦慮障礙患病率呈上升趨勢,抑郁癥患病率為2.1%,焦慮障礙患病率達4.98%;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49億,近1.8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高血壓患者2.7億、腦卒中患者1300萬、冠心病患者1100萬;每年新發癌癥病例約380萬,40歲及以上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為13.6%,總患病人數近1億;糖尿病患者超過9700萬,糖尿病前期人群約1.5億。[1]

  這些慢性疾病消磨著人的意志,特別是重大慢性疾病,如癌癥等疾病給患者和家屬帶來的打擊是致命的,對人的意志力的摧殘也是毀滅性的。這些患者特別容易迷信,對一些夸張的、迷信的邪教宣傳寧愿信其有不愿信其無,最容易上當受騙。

  (四)人格障礙缺陷導致邪教易感人群行為偏差

  人格是一個人固定的行為模式及在日常活動中待人處事的習慣方式。人格障礙是指一個人明顯偏離正常且根深蒂固的行為方式,具有適應不良的性質。人格的異常妨礙了一個人的情感和意志活動,破壞了其行為的目的性和統一性,給人以與眾不同的特異感覺,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現尤為突出。

  邪教操縱者善于使用強化手段塑造邪教易感人群的這些病態人格,把這些邪教易感人群打造成邪教癡迷者。陷入邪教組織的邪教癡迷者由于從眾心理和群體之間相互強化產生共振效應,進一步強化了邪教易感人群的病態人格,由此相互循環,不斷強化。而病態人格及其心理模式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這是癡迷者難以脫離邪教的心理原因之所在。

  二、邪教對易感人群的侵蝕的手段

  (一)思想灌輸:用迷信教義改變邪教易感人群的價值信仰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2]

  邪教組織譴責當今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對主流文化的信仰。邪教傳播人員要求邪教易感者必須毫無疑問地接受他們有選擇地呈現的一切現象。邪教易感者被進行各種培訓和學習,通過培訓和學習向他們產生灌輸邪教思想和教義,長期的洗腦讓易感人群失去自我,容易接受他人的心靈控制。

  為了提高對邪教易感人群洗腦的效果,邪教傳播人員往往把邪教打扮成傳統宗教,打著傳統宗教的牌子,抄襲傳統宗教的術語,歪曲傳統宗教的教義用來蒙蔽欺騙群眾。如“法輪功”邪教就是冒充佛教。“法輪”本來是佛教的法器,是佛教的專用詞匯,最早來自印度,佛教借用“輪”來比喻佛法具有摧邪顯正的作用。佛教經典將佛陀說法稱為“轉法輪”,將佛教的發展喻為“法輪常轉”。從此,“法輪”逐漸成了佛法的代名詞,法輪圖案成為佛教的標志之一,并在1956年于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召開的第五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上,被正式確定為佛教的教徽,它寄托著全世界佛教徒崇高的、深厚的宗教感情。但卻被李洪志歪曲成“宇宙的縮眼”,成了李洪志可以隨意安裝在學員腹部的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他胡說什么法輪“可以旋轉,正轉度己,反轉度人”等等,簡直荒謬絕倫,實質上同佛教南轅北轍。

  邪教組織為了增加說服宣傳的效果,通過一系列的手段,無限拔高教主,把教主神話,號稱教主擁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掌控宇宙和人類的命運,極力打造其高于一切的權威形象。如邪教“法輪功”的教主李洪志,鼓吹自己擁有四大功能,能幫弟子“消病業”,能推遲“地球爆炸”,是宇宙“主佛”。而“全能神”邪教的“女基督”,則自稱為宇宙中的獨一真神,創造宇宙萬物,人類的一切禍福都由她決定。這些邪教,一方面引誘信徒,若能聽從教主的指示行動,則能受其神力保護,避禍得福,滿足了信眾求身體健康、平安、家庭幸福、甚至“圓滿”、“上天堂得永生”等心理;另一方面,則通過謊言騙局、發毒誓、恐嚇等手段,使信徒對背叛教主產生恐懼心理,從而建立了教主的絕對權威,為心理暗示效應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二)情感奴役:用虛情假意迷惑邪教易感人群的饑渴心靈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生、老、病、死是人間常態,人們在生活中難免遇到不如意事,甚至會遭受重大的情感打擊。例如久病不愈、家庭不和、事業受挫、人際困境、寂寞孤獨、死亡恐懼等。邪教傳播人員通常會關注那些從別的地方剛搬來的或近期遭受到過重大創傷和損失的人。這些人感到孤獨,并渴望獲得理解會使得這些人容易接受陌生人的幫助。他們在人生遇到重大挫折或者生活面臨特殊困境時出現了情感的脆弱期,處在情感脆弱期的他們在認知能力減弱的同時,對周圍的人產生嚴重的情感依賴。當問題遷延日久,無法靠自身力量走出困境時,一些易感人群總會尋求外在的幫助,有的人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而接受邪教的宣傳。招募成員的過程是潛移默化的,有時需要幾個月才能建立關系。事實上,超過三分之二的邪教信徒都是由朋友,家人或同事招募來的,其邀請難以拒絕。一旦進入邪教組織,信徒們就會接受各種形式的洗腦。有些會自然而然地去模仿邪教成員的社交行為和遵從邪教組織的命令規定。[3]

  邪教傳播者會利用思想和行為控制手段,盡可能減少邪教易感者與外界之間的往來。這些手段實際上可能加重邪教易感者已有情感中的不安全感,鼓勵他們為了自身及情感需求而完全依賴邪教組織。時機成熟,邪教傳播者就要求他們與非組織成員的任何朋友或親戚斷絕關系。這進一步導致邪教易感者在身體上和心理上的隔離,實際上惡化了心理上的焦慮和抑郁,這也是最初邪教吸引易感人群入教的原因。焦慮和抑郁可能會演化到讓人感覺難以逾越的強度,這讓邪教易感者感到壓抑而產生更強烈的情感依賴。[4]

  一方面,邪教傳播人員把他們從家庭、親戚、朋友等社會關系中孤立起來;另一方面,邪教傳播人員用一系列手段刻意地制造奉承、擁抱、賀卡、撫摸等“溫暖人心”的方式讓易感者感受到集體的溫暖,感受到被“領導”關愛。法輪功頭目李洪志組織易感人群集體練功,在集體練功氛圍的反復渲染和暗示之下,易感人群獲得了一種歸屬感,深感自己就是“大法徒”的一員。邪教用得最多的詞不是“我”而是“我們”。李洪志在“講法”中,隨處可見“我們”一詞,“我們學員……”、“我們弟子……”。當人們聽到“我們”這個詞的時候,易產生一種歸屬感,以為自己跟對方關系非常密切,從而造成一種被“關懷”的錯覺。

  集體環境在滿足易感人群歸屬感的同時,也構成一種儀式感,角色帶入感和集體氛圍的壓力。如法輪功練功場所獨特的環境布置,易感者之間的言行舉止,以及盤腿而坐的種種形式,也給易感人群造成了一種“修煉”的氛圍。這種無形的練功集體氛圍也是李洪志借助于環境暗示易感者、激發易感者動機的重要方式。否則迫于環境的壓力,如果某人與集體氛圍不一致,其內心就感受到與環境不協調(可能會被歸入另類)的壓力。

  邪教傳播人員還通過強化負罪感等手段控制易感人群最基本的情感,如使他們對過去的錯誤以及世界上存在的罪惡感到難過和自責,相信自己應當對此負有責任,從而強迫其接受時間更長、更艱苦的工作。許多邪教團體采用懺悔的方式,強制其易感人群暴露內心秘密,并把他們的懺悔內容記錄了下來,若易感人群產生了與邪教頭目相反的思想或行為或宣稱要離隊,邪教頭目就會用他們的懺悔內容恐嚇、威脅易感人群的家人和本人,以此來牢牢控制易感人群。在其強大的心理暗示下,易感人群漸漸地相信一切都是命運或神的安排,只需把一切交給“師父”或“神”即可。沒有選擇就沒有煩惱,客觀上會促使他們放下之前糾結難化的“心結”,產生原來如此的“頓悟”,心理上有所放松。當他們相信只要按照教主的要求去做,一切必然有好轉,在這樣的心理預期下,安慰劑效應啟動,必然引起部分人身體的相關反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身心癥狀的緩解。身心癥狀的緩解被解釋為神的力量,進而使易感人群越滑越深,最終成為邪教的信徒。

  (三)意志控制:用捏造恐懼摧殘邪教易感人群的身心健康

  許多邪教易感人群屬于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范疇,因缺乏自信心和尊嚴感而感到自卑。他們或是貧病交加、事業不順、生活窘迫卻又無力改變現狀的“現實弱勢群體”,或是精神寄托普遍缺失,心理狀態極不健康,缺乏科學思想指導的“心理弱勢群體”。這些邪教易感人群往往在現實社會很難改變自己的命運,包括難以應對自己身體上的病痛折磨和心理上的焦慮抑郁,于是他們就把希望寄托在其他非常途徑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邪教傳播人員還通過捏造“世界末日”等謊言引起易感人群的恐懼情緒,如邪教“全能神”宣稱:“世界末日的時候,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要死,只有三分之一信神的人才能活下來。這三分之一信神的人將拯救人類,使人類走上無爭執、無貧窮的生活”。“全能神”散布世界末日的目的就是利用了人們對安全的需求,誘使其產生恐懼心理,從而,便能蠱惑人們“信全能神才能得救”,以“通往天堂的戶口本”、“登上諾亞方舟的船票”等確保“安全”的假設來拉人入教。

  面對自己身體上的病痛和心理上巨大壓力,面對自己現實的和心理上的弱勢現狀,面對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邪教易感人群渴望得到慰藉,渴望舒緩焦慮,渴望尋求出路。邪教傳播人員和頭目通過許下幾乎不可能實現的諾言來滿足易感人群在任何地方都無法得到的需求。這些需求可能包括“金錢無憂、心靜如水、身健體康、長生不老”。邪教傳播人員正是利用了人們對心靈慰藉的渴望,把易感人群一步一步地拉向邪教組織。

  (四)行為誘導:用人格失調打破邪教易感人群的心理平衡

  認知失調就是當你做決定、采取行動或者遇到跟你原先預想的不一樣的信念、情感或價值觀后引起內心沖突所體驗到的一種心理狀態。提出認知失調理論的是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1957年,費斯廷格和他的學生混進了一群邪教信徒當中,通過觀察這些信徒們的行為對他們的心理進行研究。這些邪教信眾被告知在某一日會有大洪水到來,毀滅整個世界,而他們的守護者會駕著飛船來解救他們,帶他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為此很多堅定的信徒辭了工作、變賣家產,安心地等待這一天的來臨。

  當預言中毀滅之日到來的時候,世界安然無恙,既沒有洪水也沒有飛船,按道理說這些信徒們應該幡然醒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某些信眾的信仰反而更加堅定了。對此費斯廷格和他的學生提出一個認知失調的假說:在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有維持自己的觀點或信念一致性的需要,以保持心理平衡,如果人們的觀念出現了前后不一致或相互矛盾時,也就是出現了所謂的認知上的失調,這時人的心理出現紊亂或不安,于是很可能放棄或改變一種認知,遷就另一認知,以恢復調和一致的狀態。如果某人十分相信一件事,并且在信仰的影響下采取了不可挽回的行動,那么最后即使他看到證據顯示自己的信仰是一個錯誤,這個人很可能也不會消沉下去,反而會產生更堅定不移的信念。[5]

  邪教易感者一旦原有心理平衡被打破,他們就會對邪教產生了嚴重的依賴性,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認知混亂、人格變異和行為偏執。在邪教組織的誘導下,邪教易感者建立新的心理平衡,一些人就會成為忠實的邪教信徒,并且絕大多數思想都十分頑固,其對邪教的癡迷程度令人吃驚。如“法輪功”人員會說“法輪大法”是宇宙至高的“真理”,人間法律是歸它管的;會說修煉“法輪功"能“治百病”;會說“做好人”能“脫離苦難、升天圓滿”;會說媒體報道的“法輪功"人員因病致死、精神失常、圍攻鬧事、自殺自焚、殺人害命等都是政府“捏造”起來陷害“法輪功”的,“法輪功”很快就會得到“平法’’等等。他們的是非觀顛倒,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是“法輪大法",因而一般人根本無法與之對話。

  三、用心理工具防范邪教對易感人群的侵蝕

  全國各地反邪教組織和團體在幫助邪教易感人群信徒擺脫邪教的洗腦宣傳和精神控制方面積累了許多非常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本文從心理學的角度提出用心理工具防范邪教對易感人群的侵蝕的幾條建議供參考。

  (一)平等介入:好的情感關系勝于千萬句說教

  防范邪教對易感人群的侵蝕就是一場與邪教宣傳的爭奪戰。對于心理狀態比較理性的人,我們可以從曉之以理開始入手進行說服教育,但是,那些已經接受邪教思想宣傳的易感者往往并不能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他們中的一些人認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和“優秀分子”,他們肩負著向社會上其他人傳播“優秀文化”的責任,他們是不會輕易接受別人的教誨的。他們的心理狀態已經非常感性,有的甚至比較偏激。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從動之以情著手,首先建立一種好的情感關系。平等介入是我們幫助易感人群時必須具備的基本心態。幫助易感人群不能急于以權威或指導者的身份向對方進行規勸或提出建議,如果一開始就以一個權威的姿態同易感人群展開辯論,批評邪教的觀點,那么邪教易感者通常會關閉他們心扉,因而也很難取得理想的效果。幫助易感人群只能以一種平等的心態,虛心地與易感人群對話、溝通,試圖去理解他們,建立有效的交流途徑。

  (二)保持謙卑:充分尊重和理解勝過批評和教育

  心理學告訴我們:當人們受到批評、感到尊嚴受到威脅時,他們的精力就都用到反駁批評、維護尊嚴上了,根本沒有精力去思考批評者的觀點,也沒有可能學習和發展。人類的個性需要愛,也需要尊敬,人人皆有一種內在的價值感和尊嚴感。人本主義心理學強調對他人的理解與尊重,給予邪教易感者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才能促使他認真地反思自己、勇敢地面對自己的問題。傷害了一個人的尊嚴,你便永遠失去了那個人。因此,當你愛一個人、尊敬一個人時,你也建造了一個人內在的價值感和尊嚴感,而且,你亦同樣地得到來自于他的尊重和敬愛。

  (三)學會傾聽:善于傾聽有時比善于說話更重要

  傾聽具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它可以讓人獲得智慧和尊重,贏得真情和信任。最有價值的人,不是那些能說的人,而是那些最善于傾聽的人。用心傾聽他人的聲音,就是對對方最好的關懷和體貼。人難以改變別人的想法,但是能夠贏得對方的心。懂得傾聽,有時比會說更重要。耐心傾聽傳遞的是我們對邪教易感人群真誠的態度,讓他們感受到我們的關心和尊重。只有讓邪易感者確切感受到的關心和尊重,才能讓邪教易感者逐漸開始接受我們的幫助;只有耐心傾聽的姿態才能打開邪教易感者的心扉,才能讓他們談論個人內心的一些想法,表達個人一些內在的痛苦。

  當邪教易感者已經在情感上完全接受了我們,在我們傾聽的同時,我們也贏得了與他們溝通與交流的機會。只要他們能夠心平氣和地開始聽我們說話,改變邪教易感人群的主動權就轉移到了我們手中。在轉變易感者思想的過程中,我們不要試圖為邪教易感者提供確定的答案,而是盡自己的可能為他們提供知識和參考,使他們自己得到自己滿意的答案。一旦他們覺悟到邪教思想對自己的危害,就會鼓起勇氣與邪教決裂。

  (四)心理幫扶:靈魂深處的陪伴和滋潤強于物質幫助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7月20日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擺脫貧困首要并不是擺脫物質的貧困,而是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扶貧必扶智,治貧先治愚。貧窮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頭腦空空,怕的是知識匱乏、精神委頓。脫貧致富不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腦袋。”

  對于在生活上遇到困難的邪教易感者,給予一些物質上的幫助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在意識上、在思想上也要給予必要的幫助和教育。讓邪教易感人群生活在積極向上的社區環境當中,用周圍人的正能量感染和影響他們,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植成他們思想的沃土,根除邪教易感者邪教思想扎根的土壤。

  在現實生活中,有時我們發現一些已經被我們爭取過來的邪教易感人員在轉化之后又反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預料到轉化之后需要重新面對生活中的各種困難,有些人因而選擇了重新接受邪教的精神控制,像鴕鳥一樣把自己的頭埋在沙里,不去面對現實,不想自己為自己負責,從而避免了許多生存的焦慮和困惑。因此,一方面,我們通過生活扶貧,從根源上消除意識貧困和思想貧困的土壤,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實行心理幫扶,通過對邪教易感人群靈魂深處的陪伴和滋潤實現徹底改變他們思想的目的。

  邪教易感人群擺脫邪教的精神控制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同邪教決裂也并不意味著生活從此生活美滿,沒有問題。擺脫精神控制,獲得心靈自由意味著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要自己對自己承擔責任,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可能會產生新的痛苦、焦慮和不幸,這時候他們更需要來自社會的關懷和幫助。

  安徽省蕪湖市是首批全國社會心理服務試點城市,蕪湖市在利用社區心理服務對邪教易感人群的幫扶方面做了一些積極的探索。在實踐中蕪湖市提出了心理服務援助模式,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心理援助給邪教易感人群提供心理陪伴、心靈滋潤和思想影響,化解他們的心理負擔,幫助他們重新建立社會支持系統解決生存的焦慮和困惑,進而使他們重塑生活信心,重新發現并創造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五)榜樣示范:榜樣示范通常比口頭說教更有用

  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3月18日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人格要正,有人格,才有吸引力。親其師,才能信其道。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學生、贏得學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學生,以深厚的理論功底贏得學生,自覺做為學為人的表率,做讓學生喜愛的人。”[6]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話雖然是在教師座談會上針對教師講的,但對指導我們反邪教工作也有借鑒意義。邪教易感者不僅僅會聽大家怎么說,他們還會觀察大家怎么做。在黨和政府的幫助下,一些已經被幫扶和轉化的邪教易感者重建回歸社會,我們需要在他們重建的人際網絡中為他們樹立一些行為上的榜樣,幫助他們更好地重新塑造自我,更快地恢復正常人的健康生活。已經被轉化的邪教易感者還能夠幫助我們去影響其他邪教易感者,他們的現身說法往往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幫助邪教易感人群改變思想觀念,恢復健康的生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真誠和輕松,自然地展現自己,同時最好能有一個開放的心態,避免一切形式主義和刻板的作風。我們可以借助現代科學的成果為反邪教工作提供服務,比如用心理學的工具幫助自己了解邪教易感人群的心理特征,從心理學的視角分析邪教對易感人群的侵蝕的手段,用心理工具防范邪教對易感人群的侵蝕。對邪教易感人群的實行精準幫扶,使幫扶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以幫助邪教易感人群擺脫邪教的精神控制,重新找回心靈的自由。

  【參考文獻】

  [1]《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http://www.gov.cn/xinwen/2019-07/15/content_5409694.htm

  [2]《學習強國》>>學習新思想,https://www.xuexi.cn/cc72a0454287bdedb7e2c156db55e818/71eb7214c6c0c1f5e6ec6e29564decb4.html)

  [3]陳敏編譯,加州大學教授:人們為什么會加入邪教?http://www.chinafxj.cn/mtbd/201808/08/t20180808_11486.shtml

  [4]辰菡(編譯),如何避免邪教組織潛在危險:理性決策http://www.chinafxj.cn/xlzs/201706/t20170622_3755.shtml

  [5]百度百科:認知失調,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4%E7%9F%A5%E5%A4%B1%E8%B0%83/10845596?fr=aladdin

  [6]學習強國>>054習近平論學習榜樣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935443952497198209

  [7]陳昌文.宗教與社會心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8]戴維.邁爾斯.社會心理學[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6. 

  作者:羅興根,安徽省蕪湖市反邪教研究中心研究員,安徽師范大學心理應用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徐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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